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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袁方成认为，实施层面应至少有三方面配套：第一，必须建立相对清晰的成本核算与分类标准。应区分不同场景（小区内、公共道路沿线、产业园区等）、不同建设模式（新建、改造）、不同电价来源，对合理成本区间进行测算，避免脱离实际。第二，价格引导应与竞争机制改善同步推进。在条件允许的区域，应鼓励多主体进驻、开放接口标准，减少排他性合作，通过结构性竞争降低对行政限价的依赖。第三，需配套信息披露与公众监督机制。无论是否限价，都应要求运营主体对服务费构成进行标准化披露，使价格形成过程“可解释、可比较、可监督”，这是恢复市场信任的关键。

　　从长远来看，电动自行车充电服务如何平衡“民生保障”与“商业逻辑”？袁方成建议，在规划层面前置公共性约束，在充电设施布局、招标与引入阶段，就应明确公共服务定位与价格约束条件，避免后期通过投诉和行政干预被动调整；推动从“价格监管”向“规则治理”转型，与其频繁调整价格，不如通过标准化规则约束服务费形成逻辑，包括成本披露、收益上限、动态评估等制度工具；同时强化多部门协同治理，该问题并非单一价格问题，而是涉及发改、市场监管、住建、街道社区等多个层级，需要在城市基层治理框架下统筹推进，避免碎片化应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