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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叫朱塞佩·杜齐（Giuseppe Tucci），一个谈到西藏考古就无法绕开的人物。早在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后期，西方有不少人对汉学、佛教以及东方历史感兴趣，一批探险者和传教士进入西藏，他们在国外公布根据亲身经历和调查所获的有关藏区历史、宗教、民俗等资料，成为西藏学的研究先驱者。当时的学者大多具有较好的藏文功底，重视藏文文献的收集整理，并与考古调查资料结合起来研究西藏的古代历史，留下了一批丰富文献。其中，在1926年至1948年间先后八次进藏的意大利学者杜齐，具有深厚的藏文、哲学、宗教、考古、艺术等学术背景，是西方学者在西藏考古与艺术领域最高水平的代表。

　　还有一些老照片，为后世的学者留下了难得的考古线索。前年，夏格旺堆前往康马县玛不错遗址开展考古发掘，在途经萨鲁村北面艾旺寺附近的山谷时，晨光斜斜地照在一面崖壁上。“有刻画的符号！”他一阵惊喜，连忙跑到路边崖面前凑近查看。“是岩画，而且我认出了一幅图案，在《梵天佛地》里面见过，我一直都还记得。”夏格旺堆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当年，杜齐并没有标注岩画的具体点位。其实，它就在距离艾旺寺不到200米东侧路边的崖面上，几十年时间，从未被人注意，如今找到了实物，作为高原古代历史的重要图像资料，可以比对杜齐当年的记录，开展进一步研究。

　　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，新中国第一古学者宿白、藏学家王忠等人对、山南、日喀则等地进行了大范围文物调查，目标主要为宫殿（如布达拉宫）、佛教寺院（如大昭寺、桑耶寺、萨迦寺）、碑刻、陵墓等。后来，宿白告诉过张建林，本来计划多跑一些地方，但由于时间原因，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，很多地方不通公路，只能骑马上去，最后就重点调查了这三个地区。当时的调查结果，以王毅为主笔的《西藏文物见闻记》发表在《文物》杂志上，连载了7期，这是国内学术界对西藏文物的最初认识，也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，在调查方法和研究方法上提供了范本。

　　乃东县的文物普查结束不久，张建林又接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另一个任务——调查古格故城遗址。古格王国曾拥有成熟、灿烂的文化，但它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彻底消失了，在其后的几个世纪，逐渐被人们淡忘，很少有人能够到那里。城堡虽已成为废墟，佛堂、佛塔、碉楼依然挺立，满山的窑洞密如蜂巢、佛堂里的壁画艳丽如初，它甚至保留着遭到毁灭的现场，在一个洞穴里，还有数十具尚未完全风干的尸体。唯一不能够了解的，就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。神秘的古格王国带来很多传说，后来的小说《鬼吹灯》系列中提到的“昆仑神宫”就被解读为取材自古格故城遗址。

　　外界对于考古，最关注的当然是记载着历史故事的文物。小说《鬼吹灯》中曾有这样的情节，古格遗迹中，Shirley杨惊奇地发现，用葡萄牙文写成的圣经居然出现在此处的一件面具上。这段情节，就是源自真实的考古经历——清理古格故城洞窟遗址时，张建林发现一个棉布和纸张糊成的骷髅面具。这件面具是藏传佛教金刚法舞仪式中角色所使用的道具，而它的内面，却出现了葡萄牙文《圣经·创世纪》。不难猜到，藏传佛教和天主教，曾在古格王国有过一段交流史。

　　考察洞穴只是考古工作的一部分，考古调查组最先做的是测绘整个遗址的总平面图，不仅把所有现存的遗迹，包括殿堂、碉楼、道路等全部标注，还有地形和等高线。光测这张图就花了他们近20天时间，那时工具不像现在这样发达，还要使用经纬仪，每一个测点都要跑到，有些测点就在悬崖边，非常危险。在每一个窑洞、房屋、碉楼前，考古队成员都用粉笔把遗迹编号写在卵石或残土坯块上，放在醒目的位置，其中一些典型的遗迹还要绘制平剖面图。

　　到达吉隆县一个月后的一天，有当地的干部来找霍巍：“你们不是四处找刻字的石头吗？山口有一块，那儿要修水渠了，你们快看看有价值没有，没有可炸啦。”霍巍和李永宪赶紧赶去，高耸的崖壁下，一通黑黢黢的摩崖石刻碑铭依山而立，因为有当地百姓视其为圣物，表面涂满厚厚一层酥油。霍巍等几个人就地烧起一锅开水，擦拭石碑，随着酥油融化，一行篆书的碑刻渐渐露了出来：“大唐天竺使出铭。”霍巍的心突地颤了一下：“难道是一块唐碑？”

　　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王玄策使团出使天竺的路上，遭到摩揭陀国叛将阿罗那顺的劫杀，只有王玄策侥幸逃脱。于是他持大唐符节向吐蕃和尼泊尔借兵数千，一路横扫天竺诸国，杀敌数万，抓获罪魁阿罗那顺。由于没有其他佐证，这段王玄策不费大唐一兵一卒、“一人灭一国”的传奇经历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休。直到石碑现身，石碑上的“大唐天竺使出铭”被发现，才补充了正史未载的使团组成及“蕃尼古道”路线细节，碑文经考释与《旧唐书》记载相印证，证明王玄策的事迹并非虚构。这位“虽有功却无名”的传奇人物，终于浮出了历史。

　　结束日喀则地区的文物普查之后，霍巍和李永宪又“转战”山南地区和阿里，足迹遍布大半个西藏。临近文物普查收尾时，霍巍感觉还有个遗憾，那就是西方学者说的“西藏没有石窟寺”。石窟寺是佛教最古老的建筑形式之一，随着僧侣东行的脚步传至中国。霍巍一直在想：“我们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发现了石窟寺，再往东去有敦煌，内地有云冈，为什么西藏除了分布广泛的摩崖龛像，没有发现带壁画彩塑的大型石窟寺呢？”当时，他所在的阿里正是佛教流行的区域，他开始有意识地四处寻找，逢人就问。

　　八九岁的小姑娘爬得飞快，几个考古队员互相拉着拽着，好不容易在陡峭的崖壁跟上她。爬到山顶，几近黄昏，一抹夕阳打在山顶密密麻麻的洞窟顶上，金碧辉煌。霍巍呆立在原地，当踏入其中一个较大的洞窟，他的眼泪几乎流了下来——满目丹青！中原的龙凤、波斯的双狮、克什米尔的菩萨……洞窟壁画融合了多元艺术，青、蓝与绛红色彩强烈碰撞，共同勾勒出一个轻盈雅致又质朴浑厚的佛国世界。四壁之上，绘满了象征佛教宇宙观的曼荼罗，也许得益于天然矿物颜料，相当一部分壁画保存完好，历经千年依然色彩鲜明，宛如一幅缀满珍宝的巨大织锦。

　　西藏博物馆的考古专家更堆今年80多岁了，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，他是西藏本土第一批考古工作者。夏格旺堆和他在一个办公室里共事过很多年，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无论是西藏的第一、第二次文物普查，还是昌都卡若遗址发掘、古格故城全面调查、发现皮央石窟群，更堆都参加了。他听更堆回忆过，在当年交通闭塞、通信极为不便的条件下，藏族学者和内地的考古学者分工协作，藏族学者负责与当地百姓进行沟通，有发现后，大家一起发掘、调查，再由学者回内地查阅资料，形成书面考古报告，大家携手获得了一批重要成果。

　　2007年至2011年，西藏开展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，全区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277处。“与前一次普查的不到2000个文物点位相比，翻了一番。”夏格旺堆说，而这一次文物普查，基本由西藏本土文物工作者独立完成——先由自治区文保所专家组织各地市文保人员进行两个月多的“普查试点”田野调查培训，再由他们回到地方上组建自己的普查队。距离西藏第一次文物普查过去了30余年，交通、通信已与当年有天壤之别，但夏格旺堆认为，还有一个原因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：“各地组建自己的队伍下去普查，语言无障碍，对自己家乡的资源更了解，老百姓对他们的感情也不一样，硬件软件上的优势，让这次普查到的文物点一下子增加一倍。”

　　粟、黍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农作物，起源于黄河流域，在昌都卡若遗址、玛不错遗址、昌果沟遗址都发现了它们的种子或是炭化遗存。夏格旺堆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“大概从距今5000年开始，北方的粟、黍就开始上到高原来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见，整个高原地区，不是封闭的，更不是一座孤岛，而是与周边地区保持频繁的联络和交流。”他认为，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，大概在3600—5000年前这个时间段，西藏融入了中华文明大文化圈，如果说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核心，那么西藏作为边陲也已经是其中的一分子。

　　曾有学者说，人类扩散到西藏高原上的时间，不超过1万年。而如今，已经至少有两处古遗址——位于市堆龙德庆区的尚嘎岗遗址和阿里地区革吉县的梅龙达普洞穴，它们的测年年代早于距今10万年，也就是说，10万年前人类已经踏上了高原腹地。而那曲市申扎县的尼阿底遗址是人类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存，证明了人类在4万到3万年前的晚更新世，依赖高海拔内陆湖泊生态资源来维持生活和拓殖高原腹地；西部阿里夏达错遗址和噶尔县切热遗址，为今天的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的狩猎采集者，利用高原内陆湖泊和河流谷地资源系统来适应高寒缺氧的环境，不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高原史前人类社会历史图景。

　　数十年光阴过去，越来越多的“证据链”互相连接了起来，而当年揣着一袋凉馒头就能在高原田野上跑一整天的小伙子们，却都已年近古稀，霍巍笑笑说，现在去一趟西藏回来，“缓过劲”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他们的学生已经加入西藏考古的主力军，可是他们自己也还放不下这块具有独特魅力的宝地。霍巍仍然在参与四川大学考古系在西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。张建林更是每年都要进藏，今年6月，他还完成了一个年轻时的夙愿，把蕃尼古道从境内到境外“跑通一遍”。遗憾当然也有的，广阔的西藏还有太多地方值得探索，还有太多谜底等待揭开，可是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那么，就留给后来者吧。